但政府将重点放在了金融业，金融业今年的税收增长了两成以上。
新常态，是指我们更加注重创新、更加注重质量、更加注重效率、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现在大家都在抱怨情况不好、经济不好，但是我在这儿是想讲，我们要充分认识调整时期的积极作用。
第二个作用，在低迷时期大家终于对提高效率、提升自己的能力，提升产品的质量等，有更加更多的重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很多的机制，这些机制会抵制这种淘汰局面，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地方的企业，地方为了当地的GDP等等，支撑了一些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通过给补贴等等方式来抵制这种淘汰过程。这个过程使大家认识到，我们做企业还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我们才能跟世界竞争，我们才能有世界的品牌等等。过去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不行了，大家更多想创新了，加上体制改革。第三，政府政策是要起作用，是要有宏观政策的。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创新意识反倒比较强，要创新路，因为过去的老路走不通了。后来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刺激了一下经济，然后2009年—2010年又出现一轮过热。实际上，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
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和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维持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轨迹是一样的，如果在同样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水平，它们可以实现20年8％到9％的经济增长，表明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看，我国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我国有必要保持7％的增长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就业。也就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现在大部分是中低端的产业，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不仅我国是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形。
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好几倍。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也已经完成。十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7.2％，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6.6％就可以了。改善环境还需要大量的投资。
我国有8%增长的潜力 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种状况下，坏账会增加，影响到金融安全。我们只能选择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问题，投资新的节能减排设备、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等等。要升级就要投资，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机会。
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则是不能接受的。产业升级的投资空间很大。
所以，要保持较好的就业率，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有没有可能GDP增长6.6％，靠分配让收入增长更快一点，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呢？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如果经济增长率是6.6％，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会导致企业的盈利状况更差，一些企业可能就要关门，进而加大金融风险，这又跟前面就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相抵触。
其次，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采取的积极财政支持的投资项目大多已经完工，在没有新增项目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也必然跟着下降，出口和投资增长率的下滑是导致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而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企业的信心，把员工保留着，也就保住了就业。如果我们不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就业就可能成问题。但如果经济增长放慢，低于6％，企业的盈利状况就会很不好，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可能就关门了，有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用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
这么多年我国固然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要改善或者弥补这些不足，就需要投资，这方面可投资的地方还很多。日本从1951年用跟美国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摘自《财经》2015年第19期)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常态 。未来美欧发达国家有可能出现和日本同样的长期增长疲软，出口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来看，还处于具有8％增长潜力的大有作为机遇期，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和消费，实现7％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韩国从1970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得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虽然，很少有我们自己发明的技术和产品，但我国的增长的速度可以将近是美国的4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
2014年的就业是相当好的，新增了1322万的城镇就业，超出了去年初预定的目标。经济增长放慢，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变差。城镇化的发展也需要投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利用这个可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也就小了。
第三个原因，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还有多少？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中国台湾从1975年开始，利用后续优势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
通过切实的改革，让市场各方对中国经济前景更有信心。有些企业可能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套取政府资金上，减少了真正创新的活动。
只靠政府监管管不过来，需要培育行业自律组织。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能缩小贫富差距，提升人的能力，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人口老龄化带来很大的养老压力，适龄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也随之减少，这似乎是一个坏消息。居民收入的提高，造成企业成本的上升，给企业造成了更大压力。
现在地方鼓励创新的办法有所改进，但主要还是给钱，定一个比如高新企业的标准，让企业自行申报，申报通过就给钱。比如创新驱动，若只局限在经济领域，解决不了问题。
只有实现人力质量红利的积累，才能为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基础。预算改革要想有效推动，需要政府改革的有效推动。
改革还需要全力往前推，稳增长的短期政策要和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不能过于往前。但这种压力可迫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人力成本。
